让我们“重走小山路”吧，有一天王小山会指着一棵树对他儿子说：“那就是你老爸撒过尿的地方。”于是父子俩就在那棵树下一起甩呀甩……王小山撒过尿的那棵树，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国家保护植物，国家明文规定：“此乃小山独家撒尿处，任何人不得在此造次。”这棵树就这样被供了起来，供后人买票瞻仰，树旁还专门建了厕所。
当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重走小波路”时候，没准也会寻思或寻找王二手淫过的地方。他们最终发现天涯处处是芳草，漫山遍野都是王二遗下的骚味儿，在这桃花盛开的地方，谁都没有禁止你学王二，把自己的命根、直直地对准烈日……
而这就是王小波的妙处，这厮很难被神化，假如说海子被追认烈士、路遥被当成苦行僧，那么王小波更像一个小丑―――他能把悲剧演得令人发笑，他能在葬礼上跳舞。王小波不会成为一门学问，他更像是一个口耳相传的精彩段子。激发每一个读者的自由想像力。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重走小波路”只不过是娱乐新闻或旅游新闻，很多人质疑李银河对这种粉丝行为的炒作，甚至质疑她四处重复出版王小波作品的生财之道。然而与余华的重复出版炒冷饭行为是同样严重吗？李银河卖的又不是淫秽书刊，你管得着吗？王小波活着的时候稿德极佳，从不一稿两投，难道就不许他死后与时俱进一把吗？我可不反对在王小波祭日那天，全国报纸统一刊发他某一篇好文章，就跟人民日报社论似的。
有杂志推荐山西旅游热线，赫然有“重走贾樟柯电影之路”的指南；美国也有《杰克・凯鲁亚克的纽约》、《垮掉的一代在旧金山》这样的文学旅游指南；我有个朋友还梦想“重走格瓦拉摩托之旅”。当然，这样的旅行项目是否包括下煤矿挖煤，包括去格林威治村以及旧金山第三街嫖娼，包括去南美麻疯病小岛当医生，这就不得而知了。煤矿出好，妓院也好，麻疯病院也好，都还在那儿等着你。你跑到云南去，可能也能撞见那头特立独行的猪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但不必重走小波路，我们也明白自己活在猪圈之中，因而更渴望成为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冲破猪圈，这样难免还要“重走小波路”，但不是非要跑到云南去，而是奔向自由和有趣的一方。
这种近似信徒朝圣的行为只能说明王小波的魅力原本就源自民间，而不是文人圈知识圈（读juan）。在王小波活着的时候，有哪位文学评论家评论过他的敬请举手，又有哪些文学编辑退过他小说的也敬请举手。“重走小波路”之旅或许不算有趣，但假如有养猪专业户能养出2008头特立独行的猪，每天身上都烙上五环，那才是一桩堪与王小波全集相媲美的胜业。
当年在王小波去世4天之后我才得知，并多管闲事地拿了个100余字的消息《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登在南方都市报新闻版，还记得编辑问我：“他真的著名吗？”想想他那时真的不太著名，我只能跟编辑介绍说此人经常在南方周末写专栏，但一个写专栏的人，再著名也著名不过今天的连岳吧。有一年新周刊评新锐奖给沈宏非，理由是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比起前任王小波有过之而无不及。沈宏非的“思想工作”确实写得漂亮，相比之下王小波偶尔写得还稍嫌随意散漫。然而新周刊的评委似乎不大看重我所看重的一个区别，那就是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而这就是王小波的特出之处：他展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鲜明的形象和强大的力量。他的报屁股文章尽管偶尔失之随意散漫，但将之全部集合到一块，又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从思想立场到趣味均一以贯之。
之所以我只空泛地说他是“自由知识分子”，而不是冠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高帽，是因为一旦“主义”起来，人就容易变得偏狭，更因为王小波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对文学来说，主义也好，真理也好，有时候容易沦为又一个猪圈。王小波只是倡导一个公民社会应有的基本价值观或者说人类普世价值，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启蒙普及读本，说最好，是因为写得有趣。这是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统一―――谁说思想不能游戏？
有一班中国分子曾经抨击中国作家“缺乏思想”，反过来，作家也可以反攻学者“缺乏感觉”，这种无聊的大论战只能反衬王小波作品的丰富和完整。中国作家里头，没头脑和不高兴太多。而学者评论著里头，有头脑的又容易冲昏头脑。比如，我很受益于崔卫平先生主持翻译的哈维和米奇尼克，也很欣赏她写王小波的文章，更不用说大量的精彩影评，但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女权或女性主义，她对电影的议论就让人头疼。在王小波身上不存在的分裂却存在于不少中国学者、评论家身上，他们似乎不明白或不愿正视：现实生活的道德和艺术的道德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导演并不能完全操控人物的命运，生活自有其逻辑或非逻辑，等等，而这些都只是艺术常识。在我们这样尚未进入公民社会的畸型社会中，推进道德常识的迫切性有时容易冲淡艺术常识，批判的激情，有时候反而降低了审美的能力。
而王小波的意义正在于以“有趣”二字，打通了道德与艺术、批判与审美。在王小波10年祭之际“重走小波路，争做自由人”成为响亮的口号，但我们还要记住自由不仅仅是政治，也是美学，是想像力，即使你生来苦大仇深，长着一张像王小波一样苦大仇深的脸，也要多少学会像小丑一样笑，一样狂欢。
编辑：沙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