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算起，新诗运动已经走过了九十个年头，可是和抗日七十周年、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相比，新诗的九十周年好像真不算是个事。这也反映在媒体的操作上，和连篇累牍的有关恢复高考三十年的报道不同，对于新诗九十年的报道少之又少。只是南方的几家媒体有所反应，比如《南方周末》在2007年年中，从不同时期诗人生存状况的角度切入到对新诗九十年的纪念，而年末《南都周刊》则举办了新诗九十年十大诗人评选活动。可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早已指出，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意义，甚或它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而诗人作为“种族的触角”（庞德语）总是走在语言变革的前列，抑或走在时代社会思潮的前列，在此基础上怎么估计诗人的作用都不过分。那么对新诗九十年的漠视，恰好印证出如今文化模式的肤浅和表面。

　　九十岁的新诗和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诗相比，在显出它自身的稚嫩的同时，也预示着它的活力和冲劲。从新诗的开创者胡适、郭沫若到三十年代的新月派，四十年代的九叶派，以至于到晚近的朦胧诗、第三代诗人、70后诗人，它所取得的成绩虽不值得夸耀，但也是实实在在的，至少它利用不长的时间，已经成功地将一味敌视它的态度确认为无知和保守。作为“五四”运动孱弱的儿子，新诗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革新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它和中国古诗之间的鸿沟，有时比和外国诗歌之间的距离更大更无法弥合，这也是它开放地面向西方的基本姿态所决定的。有不少诗人曾经试图为新诗寻找古典诗歌的资源，寻求所谓的中国特色，但至今未有成功者，因为正如穆旦所言，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是一个封闭的已然陈腐的系统。这么说来新诗之“新”，有着现在的读者难以觉察的决绝。

　　回顾新诗九十年历程，它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前三十年和最近三十年，中间的三十年是一片可怕的空白，其时只有港台一些诗人的创作是有价值的，后来被发掘出来的昌耀、黄翔、食指的创作也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得以发表。也就是说，新诗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无聊操作，毋宁说它是社会空气敏感的探测器，就像洁白的冰川退缩着躲避远在千里之外万里之外的污染和气候的变化。当然新诗以自身的断层控诉着社会的外在束缚之外，也暴露出它自己的脆弱―――如果它仅仅是社会状况被动的反应物的话，它离成熟一定还很遥远。九十年的新诗还远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自身尚没有产生源头式的大诗人，尚没有给后辈诗人留下足够的批评资源和灵感，每一代诗人都习惯从外部获取资源，有一天这些寻来的“杂食”会不会整合成新诗的骨架？这个悬念足以使新诗的新诗人们怀着雄心踏上路途。

　　新诗九十年了，它还年轻。

编辑：沙沙